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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恩来扮演了可悲角色 抗争毛泽东是自取灭亡(图)

时间:2014/7/14 16:17:29 点击:

周恩来扮演了可悲角色 抗争毛泽东是自取灭亡

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、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、《晚年周恩来》一书作者高文谦,2003年6月29日应华光文化协会等团体之邀到新泽西演讲答问。听众提出上百个问题,从周恩来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,到《晚年周恩来》一书资料来源、体例安排,书中“周恩来是文革执行者也是受害者”等提法是否妥当,等等,不一而足。针对“周恩来若抗争有无可能改变中国历史”的提问,高文谦分析指出,在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,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,自取灭亡,周恩来只得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。

“文革”目的是打倒周恩来吗?

问:《争鸣》杂志上曾有一篇文章《文革的目的是打倒周恩来》,列举了不少事例证明这一点。你对此同意吗?当时戚本禹在北大一次群众大会讲话中,有意把周排除在“无产阶级司令部”之外,你认为这是毛打周的试探气球吗?

高:毛发动文革的目标是打倒刘少奇,而不是周恩来。在毛发动文革的格局中,周是不可缺少的借用力量,需要依靠他来维持局面。这正是周能够在政治上生存下来的客观原因。不过,毛对周不时表现出来的对文革的暧昧态度,却很不满意,时时敲打他,提醒他不要重犯以往在路线斗争中“调和主义”的错误。

二月逆流后,社会上掀起倒周浪潮,贴了许多大标语,指周是“二月逆流的总后台”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原因在于毛不满周在“大闹怀仁堂”中的暧昧态度,有意敲打他一下。江青一干人也想藉这个机会整一下周。戚本禹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讲话。周是否被打倒,不在中央文革,而在毛。我想毛那时并没有下决心打倒周,当时正是天下大乱,需要依赖周控制局面,这时候倒周,会自乱阵脚。

此外,与抓叛徒活动也有关系。当时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和北方局的六十一人集团,结果把周的“伍豪启事”也翻腾出来。当时周的地位一度似乎岌岌可危,周本人也很紧张,放下手头上一切事情去查资料,连夜向毛写报告申说。当时是外交部保周的头面人物王、唐两位小姐,向毛写了一封信,反映社会上倒周的情况。毛当时搞了两手:一方面对王、唐来信做了批示,指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,让文革小组向造反派做工作。另一方面,毛又把“伍豪启事”的问题挂了起来,批给文革小组留存,以此来要挟周,让他好自为之。周在政治上最不好过的日子,不是在天下大乱的时候,而是在林彪事件之后。

问:书中提到“周是文革的执行者”,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?你认为他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?

高:周是文革执行者的历史定位,是根据史实做出的判断。文革中,周一直处在第一线,是中央日常工作的主持人。他先是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取代刘少奇,被毛指定主持政治局工作,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。“二月逆流”后,党内元老派全军覆没,周又参加了中央文革碰头会,随后被指定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,主持在大乱之中唯一存在的权力机构。九大选出了新一届领导机构,他又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,一直到1975年他病重为止。开展文革虽是毛的个人意志,却是通过党的正式会议所做出的决定。因此,无论周在主持政治局日常工作,还是作为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,都是围绕这个中心展开的。至于周是主动执行还是被动执行的问题,不能一概而论,两种情况都有。

毛发动文革主要是通过两套班子:一是周所主持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,二是中央文革碰头会。两者交错使用,侧重点有所不同,前后也有一个演变过程。前者主要是用来支应局面,承担组织工作,如检阅红卫兵,大串联等;后者开始主要是搜集情况,起草文件。后来,毛越来越倚重文革小组,通过它来指挥运动,权势也变得越来越大。周和中央文革的关系,总的来说,是有分工,有合作,有分歧,有妥协。

周恩来若抗争有无可能改变中国历史?

问:不知中共党内究竟有多少民主?假如周也像彭德怀那样抗争,到底有没有可能改变中国的历史?

高:中共标榜民主,只是个幌子,实际上少得可怜,尤其是在文革年代,连周都不敢对毛讲出自己心里的看法,处处要看毛的脸色行事,更何况普通百姓。在中国历史上皇权统治的社会,皇帝虽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,却不是精神上的主宰,历代皇帝还要去祭天祭孔。而毛不仅掌握有世俗社会的最高权力;而且是真理的化身,他的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。毛无论在世俗社会,还是在精神领域都是至高无上的。在这种制度下,是根本出不了忠臣的,任何企图与毛抗争的人都是以卵击石,自取灭亡。

如果毛是一个“明主”,周或许还有可能成为一个忠臣贤相。可是晚年的毛偏偏又不是一个明主,非但把整个国家推向文革浩劫之中,而且周对他那样忠顺,他还不放心,还想整周。应该说,周还是想做一个好人,最终却做不成,扮演了一个可悲的角色。

问:能否将周与中国历史代表人物比较一下?周的“忍辱负重”是否只是做高官的一种自我保护?

高:的确评周不仅涉及到中国的政治制度,而且还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问题。周是集中共政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之大成者,既是中共“党性”的楷模,同时在他身上又有着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皇权专制主义,其中专制独裁和驯顺服从是一体两面的东西。中国老百姓喜欢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高高在上的主宰,希望皇帝能施仁政,这样他们才能过上好日子。这种臣民心态年深日久,根深蒂固,积淀在民族心理的深层。

毛周关系,本质上是一种现代君臣关系。毛的帝王心态,和周的效忠顺从,就是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的映照。王若望先生讲过,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个小毛泽东,应该补充说,其实每个中国人心里也有个小周恩来,溶化在中国人的血液中,深入骨髓。周就是这种民族臣民心态的代表人物,尽管他有出类拔萃的才干,却匍匐在毛的脚下。这也是老百姓虽然知道周在文革中跟着毛走,干了不少不光彩的事情,却仍然原谅他的原因之一。

当然,毛周之间这种君臣关系不同于历史上王朝中皇帝和臣子之间的关系,最大差别在于,封建王朝是政教分离的,皇帝虽握有君权,在世俗社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,却无法垄断子民的精神世界,还有“天道”和“圣贤之道”约束着他。而毛则集君权和神权于一身:既是党和国家的英明领袖,又是真理的化身,事业的旗帜。一旦违上,势必叛道。这就是周所面临的困境,被禁锢在一个无可逃遁的密网之中,必须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同时忠于毛。虽然他恪守君臣之道的本份,小心翼翼地侍奉毛,却又无法按照传统的君臣之道行事,做一个“违上顺道”的忠臣。可以说,在共产集权制度下,是出不了传统意义上的忠臣的,即便象彭德怀那样进谏,也无法抗争到底,最后也还是违心认了罪。

至于应该怎样看周在文革中“忍辱负重”的问题,恐怕其中既有保全自己的考虑,不愿意革命一辈子,最后落得晚节不保的下场;也有老成谋国,想留在权力圈中发挥作用的想法,用他自己的话是做革命的“弄潮儿”。在文革狂潮中,周在看出对毛的任何反抗,无异于以卵击石,自取灭亡,但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大乱之中而不管,所做出的一种选择。我和别人探讨过这个问题,周的要害是不愿出局,他很害怕自己落得像彭、刘、林那样的下场;他想影响历史,以为自己能把握好局势,在大乱之中,为党和国家做一些事情。可事态的发展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。既然周选择留在权力圈内,就不得不跟着毛在文革中做了许多亏心的事。

昆明军区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与刺周有关?

问:昆明军区第一政委谭甫仁全家被杀,据传与未执行林彪下令炮打周的专机有关,您对此有何看法?

高:这完全是无稽之谈。据我所知,谭甫仁被杀是昆明军区一个保卫科长干的。在“一打三反”运动中,这位保卫科长被查出曾经参加过国民党军队,准备要审查他,采取组织措施。结果走漏风声,他铤而走险,杀人泄愤。他是管保卫工作的,对军区大院里首长住地非常熟悉,枪法又准,在一个黑夜,下手得逞。事情发生后,引起中央的很大震动,周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都提到这个案子。

问:书中谈到不知是谁挑起珍宝岛事件,从当时国内政治情况来看,毛泽东是不是在有意利用国际事件转移众人视线,扩大与苏联的矛盾?

高:当时国内局势还没有从文革大乱中稳定下来,各地两派打得一塌糊涂,难于收场。但我是历史学者,要根据事实说话。到目前为止,没有史料证明这是毛为了安内而有意挑□。究竟是谁打的第一枪,我采访过乔冠华,当时他是外交部副部长,参与中苏谈判的中方团长,他也搞不清楚。

不过,如果把这个事件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,就不难看出实际上是偶然中的必然。毛发动文革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,保证党和国家“永不变色”。外交是国内政治的延伸,中苏关系从六十年代初的意识形态争论,文革期间已经发展到两国交恶,双方大兵压境,剑拔弩张的地步。在这种情况下,很容易擦枪走火。在三月间珍宝岛事件中,苏联方面吃了亏,但是到了八月,苏联方面在新疆打埋伏,围歼了中国一个加强排的巡逻队。中苏战争已经处在一触即发状态。不过,周当时确实曾利用中苏之间紧张局势,趁势收拾文革乱局,要求各地停止派斗,一致对外。

林彪“一号命令”到底有没有鬼?

问:珍宝岛事件后,林彪“一号命令”后来成为他一大罪状,这个命令是林彪背着老毛发的吗?

高:林彪背了黑锅。关于一号命令的来龙去脉,最近网上登出一篇根据阎仲川回忆写的文章。阎当时是主管作战的副总参谋长,是从广州军区调上来的,与林彪、黄永胜关系密切。他把事情经过说得很详细。当时形势非常紧张,苏联军方强硬派,比如国防部长格列奇科,主张要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,消灭在萌芽状态。苏联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放风,试探美国人态度,甚至指派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直接找基辛格摸底。美国从他们的战略利益考虑,认为如果让苏联得手,对美国很不利,因此对苏联表示了强硬态度,声称如果苏联对中国实施核打击,美国将采取核报复。美国方面这种异乎寻常的强硬态度,让苏联不敢轻举妄动,使中国避免了一场大的战祸。

当时中国的领导层,特别是毛也意识到形势严重,亲自在二十年国庆口号中加了一条,号召全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,防止核大战。林彪一号命令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出的。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,林彪下部队视察,并发出了军队加强战备的电话指示。总参作战部根据林彪口述的四条,起草了一份通报,要求全军贯彻执行。问题出在通报没有按照总参作战部的文件编号,而是把标题改为“林副主席一号命令”。这本来是下面干的事情,却给林彪添了麻烦。九大后,毛、林关系已经不大正常,毛对林彪处处提防,这件事更加深了对林彪的疑忌。应该说,作为主持军队工作的林彪发出这样的指示并没有越权,事后也报送了毛。据汪东兴说,毛看后说:很好,烧掉。

至于战备疏散,把众多党内元老赶出北京,实际上和林彪一号命令没有直接关系,是当时政治局根据毛对形势的判断而做出的决定,不仅党内元老被疏散,毛、林也离开了北京。当时毛到武汉,林彪到苏州,只有周带领黄永胜等人留守在北京西山军委前指。党内军中元老们的疏散是周交代汪东兴办的。粉碎四人帮以后,党内老干部对他们在战备疏散中被扫地出门气很大,刘少奇和陶铸也死于疏散之中,需要找个替罪羊,于是把账算在林彪身上,让他背黑锅。

问:高先生的书并未发现新的可以证明林彪参与策划谋害毛的可信证据,没有证据证明林彪看过571工程纪要。571工程纪要似乎不是出自于林彪的思想,林跟毛打天下,几十年来可以说只有毛对不起林,没有林对不起毛的地方。我觉得林彪不至于走到搞政变去推翻毛的地步,而是林立果这些少壮派军官干的。还有就是关于“林彪手令”,我看了许多资料,说林彪手下没有一个人听说过、见过这条手令,审判时手令似乎也没有拿出来?

高:关于林彪是否参与策划谋害毛,是否看过571工程纪要,我在书中并没有提供新的材料。关于林彪事件,我这本书的独到之处,是披露了毛、林交恶来龙去脉,提供了新的研究史料。九大后,文革运动告一段落,今后怎么搞,毛、林两人在指导思想上有不同看法。毛要搞继续革命,林彪想抓经济建设。陈伯达根据林彪的思想,起草了九大政治报告的初稿,标题是《为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》。这个报告胎死腹中,原因是毛不同意,暴露了毛、林之间在政治理念上的分歧。周在这个问题上是支持林彪的,因为符合他的一贯想法。但是,毛发了大脾气,严厉批评陈伯达以后,林彪和周都不吭声了。林彪对此非常不高兴,九大报告虽署了他的名字,林彪上台前一遍都没有看过,把报告念得磕磕巴巴。

毛、林两人除了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分歧外,还有就是权力之争。目前海内外流行的一种看法是林彪、江青两派在九大后争权夺利,实际上是毛有意在背后挑。九大后,毛对林彪的戒心越来越大,感到尾大不掉,开始动脑筋削弱林彪的权势。毛采取的步骤是有意识地抬举张春桥,造成与林彪争锋的局面。据胡乔木说,九大之后林彪在苏州养病,毛带张春桥去看林彪。毛劈头盖脸就说,我的年纪大了,你的身体也不好,你以后准备把班交给谁?你看小张这个人怎么样?两人这次谈话非常不投机,不欢而散,由此结下心结。这让林彪感到非常紧张,担心自己的接班人地位不保,为此展开了反制行动。

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,我在书中披露了与大陆官方完全不同的说法。根据当年参加政治局会议的吴法宪回忆,汪东兴从武汉回来传达毛是这样讲的,要设主席的话,看来只有林彪来当,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。毛在这里实际上是虚晃一枪,试探林彪态度。林彪身边本来就有叶群在一旁撺掇,而他自己也正为毛流露出换接班人的打算弄得惶惶不安,所以想利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试探毛对他的态度,巩固和扞卫自己的接班人地位。这才是毛、林在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过招的表里文章。不明了这一点,就会雾里看花,无法理解对毛、林在庐山会议上的翻脸。

还有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是“突然袭击”的问题,也是毛泽东对世人撒的弥天大谎。事实上,林彪的讲话事先经过毛的同意,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讲的。在庐山会议开幕前,毛和林彪两人在小休息室里关起门来谈话,林彪向毛表示他准备讲话,批评张春桥反对提“天才”的问题。毛不仅同意,而且还告诉林彪这是江青在背后捣的鬼,只是让林彪不要点名。

我查过林彪讲话原始记录,他确实没有点张春桥的名。当然,林彪也搞了小动作。毛发现林彪的讲话大受欢迎,党内文革派陷入人人喊打的境地,危及自己的根基,于是展开反击,与林彪闹翻。只有把这些内情摆出来,才能理解林彪在庐山会议后为什么愤愤不平,拒不检讨。

林彪是否策划谋害毛的问题,这在目前还是一个悬案,既不能坐实,也不能完全否认,因为毕竟有许多揭发交代材料,不能说都是逼供信搞出来的。至于这位先生认为571工程纪要,连思想都不是出自于林彪,对此我持有不同意见。林彪虽然未必看过这份东西,但文中主要思想却显然来自林彪。像林立果这样少壮派军人即便再有反骨,也难以在批毛时写出这种入木三分,只有长期在权力核心圈中与毛共事,对政情极为了解的老手才能有的那种感觉来。

林彪虽说平日沉默寡言,不大过问家事,但在大事上是要由他来拿主意的。这是林彪的个性和在政治上的地位所决定的。谋害毛此举非同小可,如果没有林彪点头,至少是默许,林立果是决然不敢轻举妄动,拿他父亲一生的名节和全家人的性命开玩笑的。当然,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推理,历史真相还有待于知情人和专家学者的共同挖掘廓清。

问:邓小平说,假如没有周恩来,文革也不会拖这么久,到底该怎么看?假如没有周,文革又会进行到什么程度,能不能假设一下?

高:历史是无法假设的。应该说,邓评周的两句话说到了点子上,把周在文革中的历史功过客观地摆了出来:如果没有总理,文革的结果可能更糟,如果没有总理,文革也不可能拖那么长。这是当年邓在党内总结文革教训时说的,点出了周在文革中扮演双重角色:既是文革的执行者,同时也是文革的补救者。这两种角色互相矛盾渗透,相反相成。作为执行者,周要对帮助毛发动文革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但同时却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灾难,避免了大崩溃。作为文革补救者,周对文革的狂暴,毛的极端虽作了某种限制,却无力回天,客观上延长了文革的灾难。

至于没有周文革会怎么样,也可能结果会好一些,也可能会更糟。鲁迅打过一个比喻,说看到车子要倒了,有三种态度:第一种人拼命用身子去扛,最后车子还是倒了。第二种人,看到车子要倒,他不管,等车子倒了以后再帮着扶起来。第三种人,看到车子要倒了,上去狠狠踹一脚。周就是第一种人,他在文革中的作为究竟是正面作用大,还是负面作用大,恐怕是因人而异,屁股决定脑袋,看法截然不同。

如果周恩来当了中国第一把手

问:您认为如果毛死在周的前面,周有无勇气接过第一把手的位置,如果有,他将如何作为?

高:周在历史上有几次当党内军中一把手的机会,但他都没有做。一次是在三十年代在纠正党内立三路线时,还有一次是在遵义会议后。周比较喜欢处在掌握操作实际工作的位置,从旁帮助一把手领导全局。这是周的个性气质使然。他对自己的历史定位是以张良、诸葛亮自勉,辅佐雄主,成就历史大业。周在参观张良故居、诸葛亮祠堂时,曾不止一次地说过,自己是当助手的,而不是挂帅的。

林彪事件后,毛在精神上受到重创,大病一场,在1972年初,突然昏了过去,人事不醒。周当时正在开会,听到消息后非常紧张,到了毛游泳池住地以后半天下不来车,大小便失禁(李志绥的说法)。周这样失态,是和多年来为臣之道的心态有关,再加上事出突然,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,深感责任重大。所以当毛在病中交权时,周诚惶诚恐,难以从命。在毛病情稳定之后,周马上又通过张耀祠传话,表示还是要在主席领导下工作。周这样做,也有深知毛嗜权如命的秉性,不想犯忌。

毛如果真死在周的前面,那就另当别论了。那时恐怕是形势比人强,周也会当仁不让。我想根据周的为人之道,再加上对毛的忠君情结,在毛之后,大概不会采取断然措施抓“四人帮”,弯子也不会转的那么急。但是,周势必要解决中国是继续走文革之路,还是走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道路。这是无可回避的。我个人认为以周的治国理念,周会运用他在党内外的声望,运用他个人的政治手段,采取迂回缓进的办法,完成这个转变的。

问:是否可以说中共的第二号人物从来都得“如履薄冰”?从文革毛倒刘,到后来倒林,周是否看到作为毛的二把手都没有好下场,而甘心做第三把手?

高: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没有好下场,主要是在中共建国以后,在此之前倒不存在这种情况,尽管党内斗争也十分残酷。这固然与毛嗜权如命的品质分不开,但更主要的还是政治体制问题。在这种体制下,只能上,不能下,一旦成为接班人,就没有了退路,下场不是阶下囚,就是死于非命,尤其是在毛时代。刘少奇、林彪都是如此。刘少奇被打倒后,想带着老婆孩子回家务农,林彪在和毛闹翻后,也曾想回家养老,不问政事,但是都不可得。

邓时代的党内斗争有所缓和,不再象毛时代那样严酷,但两任总书记胡耀邦、赵紫阳都没有好下场。胡背着黑锅,抑郁而死,赵至今还在囚禁之中。中国政治制度本身有问题,缺乏西方政治制度下当政者可以全身而退的文明。

周一直处在中共领导核心圈中,当然很清楚这一点。他深知毛的为人和党内斗争的凶险残酷,再加上他为人的个性,所以有意避开旋涡,表白自己不是“挂帅”的,甘愿做助手,“戒慎恐惧,如履薄冰”(周语)。但是,这不以周的意志为转移。林彪事件后,他被历史推上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的位置,由此大祸临头,经历了晚年最难过的一段时间,在忧惧中度日,最后抑郁而终。

问:要是毛岸英韩战不死的话,是否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?

高:这又是一个假设。(众人笑)不错,毛发动文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解决接班人问题,但除此之外还有制度因素。可以说文革是中国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毛个人意志相结合的怪胎。毛对毛岸英是很看重的,有意把他放到下面,精心培养,为日后接班积累本钱。如果他不死的话,毛很可能把班交给他,即便名义上不是,至少也是实际上掌握大权,成为毛家天下。

那么,毛是否就不会发动文革,中国老百姓就因此免受文革之苦?我看不一定,情况也可能更糟。有其父必有其子。毛岸英为人个性很强,喜欢表现自己,在朝鲜时就已经显露出来。他当时不过是个随从身份,却在司令部会议上喧宾夺主,滔滔不绝。这样的人如果掌了权,中国老百姓处境却可能更悲惨,恰如今日金正日统治下的北朝鲜。

档案“保密”等级以涉及领袖负面形象划分

问:您作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,曾为官方编写周恩来传,官方会给你提供所有真实的原件吗?

高:大陆的档案管理制度一直是十分严格的。历史档案并不是为了研究和利用,而是为了保管,控制得很严,特别是涉及到中共领导人的,更是慎之又慎。

大体上说,大陆目前有三大档案馆,一个是中央档案馆,负责管理中共中央和党政各部门的档案,包括中共建国前的所有文电档案。这是最大的一个。另一个是南京第二档案馆,主要是管理国民党政府和日伪时期的档案。还有就是军委档案馆,自成系统,主要保管有关军队工作和军史方面的文电档案,归军委办公厅领导。各省市还有自己的档案馆。

中共党和国家领导人日常处理的文电,由此形成的档案,首先是由中办秘书局存档保管,中央党政各部委的则由自己存档保管。大约十年之后移交中央档案馆。大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档案公布制度。当年主管党史研究的胡乔木曾考虑搞一个档案解密制度,准备三十年后公布。但是六四后便不再提了,比以前更加从严控制。

我原来所在的文献研究室,是负责编辑出版中共领袖人物的着作、传记、年谱的官方权威机构,所以中央档案馆对其还比较开放,一般来说还能够尽量满足研究工作中的需要。不过在单位内部,阅读档案的制度还是很严格的,严格按照级别、专题研究来阅读。刚毕业的大学生、研究生只能接触一般档案原件,处一级可以阅读的档案等级就高一些,局一级就更高一些。总之,级别越高,能够阅读档案的范围就越大。

所谓档案的“保密”等级,说到底是以涉及到中共领袖人物的负面形象来划分的,比如党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,领导人之间的相互关系,彼此之间的指责批评等都是属于高密级的档案。文革期间的档案更是如此。我那时是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,后来又是室务委员,担任过文革编辑组的负责人,档案的阅读范围比一般人要多一些,但也不是什么都可以看到。不过,我还是利用上面交办任务的机会,接触了不少档案,其中有不少是专门打了报告,上面特批后才看到的。

问:文革期间,周不是不能看到中国正在走向一条自我毁灭道路,他是否在某些时候,对国难、人民的痛苦表现出沉痛心情,对整个局势表现出忧心忡忡,还是他一直三缄其口,永远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看法?

高:周在文革中眼见整个国家陷入大乱之中,内心痛苦和矛盾不时流露出来。这是他与毛、江一类人不同之处,我在书中反映了这一点。周在文革中的内心矛盾之处在于:既为“保持晚节”的心态所困,在政治上要跟着毛走,又不忍坐视国家陷入动乱不管,而试图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。他所佩戴的那枚毛像章就是这种内心矛盾冲突的外在表现,像章一边是毛的头像,另一边是“为人民服务”。

但是,这两者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。毛是文革灾难的制造者,既然要跟着毛走,就无法解民于倒悬,脱离苦海。而且周本身就是这种政治的参与者和执行者,无法既忠于毛,又爱民,因此陷入不可解脱的矛盾之中而不能自拔。一方面,他看到陕北老区老百姓生活困苦而落泪;另一方面,却又不敢向毛大胆进言,结束文革,抓经济建设,改善人民生活。他在林彪事件后的嚎啕大哭,就是这种无奈心情的一种表露。

我理解这位先生对周同情理解的心情,不过,我觉得更重要的还在于透过周氏晚年处境和性格的扭曲,认识到中国政治制度本身存在的问题,改造国民性,除去臣民心态,培养公民社会的健全人格。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,要从自己做起,讲真话,拒绝说谎,或者像周那样说“违心之言”。只有这样,才能避免民族悲剧的重演。

若大陆解禁愿捐此书稿费成立促进知情权基金

高:听众递来条子,我念一下:“文谦家兄,……兄借职务之便,掌握大量档案资料,当然便于着书立说,这些东西不是私产,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,价值一万、十万、百万、千万,算得清吗?而兄在异国他乡私自占有随意运用,合适吗?”

中国老百姓是中国的主人,有权了解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。文革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灾难,老百姓吃了那么多苦,事情也已经过了这么多年,大陆官方却还是极力掩盖封锁文革历史的真相。我写书只不过是还原本就属于人民的知情权。

这位先生以为我写书发了大财,成了富翁。这位先生显然是个外行,不大了解海外中文市场。我这本书虽然在海外热卖,读者却主要在大陆。说句实在话,我写这本书所获得一点微薄收入,远不够我几年来所投入的劳动成本。这些年来我一直是靠妻子为生。至于这点微薄的所得,我准备用来再生产,写一部文革史,告诉国人历史浩劫的真相。现在我这本书在中国大陆成了禁书。我想拜托这位先生一件事,希望能说服中国政府,把这本书解禁。如果能做到这一点,我将非常感激,把在中国大陆所得的全部稿费捐献出来,设立一个基金会,促进还国民知情权这件事情。

作者:凡国庆 来源:中国第一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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